———记得去年经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问我认为当前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答：基层民主问题。老师让我具体分析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当时回答的是什么已经记不住了（应该不是很经典，记不住额）。我看到的这篇文章，也许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问题思考的一个正确思路（虽然有的观点值得商榷）。

          本人自从思想转变后，时常批评甚至批判民主概念，然而这篇文章却又要为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化出谋划策了。呵呵，奇怪吗？其实，本人以前批评和批判的是“食洋不化的经典民主理论”。而这里出谋划策帮助实现的是“中国本土化的民主理论”。

　　研究中国民主化的学者们总是感叹中国基层民众的民主化动力不足。农村基层民主搞了二十多年了，而实际情况却可以用“乱象纷呈”一词来形容。在有资源的农村，出现的是政治参与爆炸。买票、贿选、黑社会参与、上级政府干预、宗族势力干扰等等，像极了精彩纷呈的皮影剧。而最终，多是有钱、有势、有黑道朋友帮忙的人获得村庄政权。在没有资源的农村，竞选乏人问津，只好由上级政府指派；而被指派者多认为这是一个苦差事。消极抵制自不在话下；找机会借坡下驴是常态，直弄得小小村庄跟日本首相选举一样，走马观花、更迭不已。最终指来指去，就指派给村庄中的富人、能人来管事了。富人、能人考虑的是自己在地方上的生意能获得政界朋友的帮助，而即使在最贫穷的农村中，只要多动些歪脑筋，其实也是有钱可捞的。比如，宅基地买卖、计划生育罚款、殡葬改革罚款（土葬举报分成）、村村通工程、示范基地、新农村建设等等，里面多少也有些油水可捞的。所以，农村中普遍出现的是富人治村。整个所谓农村民主化过程中，好像没有农民什么事一样。普通农民不是把选票待价而沽适时换成钞票，就是当一个于己无关的冷漠看客。

　　有个电影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而中国农村的情况是“现实政治不相信理论”。政治是随着利益而跳舞的音符，不是随着理论而跳舞的音符；因为很多理论的本质仅仅是一个“愿望”而已，愿望怎么能抗衡利益的吸引力呢？

　　农村民主化的动力不足；首要原因是农村民主化同普通农民“利益链接”的不足。如果农村民主化能给普通农民带来明显而实在的巨大利益，则农民们会哭着喊着要民主。一如，涉及所有村民拆迁利益的乌坎，农民们会表现良好的民主素质。他们的表现让那些整天鼓吹民主的学者教授和民主小贩们也都自愧弗如。而在涉及很少利益，或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多数农民又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表现为传统中国人的冷漠和麻木。任你把民主理论鼓吹的跟仙女一样漂亮，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甚至会问一个让你哑口无言的问题——民主能当饭吃吗？以中国人的超级理性与现实主义生活态度，想鼓动起他们为虚幻的价值去奋斗，必须先做好 “头撞南墙”的强大思想准备。而如果民主化非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反而需要农民承担所谓的“公民责任”时候，即需要农民付出金钱、时间代价的时候；农民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集体发出“哦”的嘘声，随即一哄而散，将口干舌燥的“启蒙者”晾在一边。而书斋之中走出的所谓学者们始终不明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中国国情下民主化不关乎素质，只关乎利益。启蒙者，自己蒙昧不知；却怪农民蒙昧。真不知道究竟谁该谁启蒙谁。

　　农村民主化动力不足，除了因为同普通农民利益链接不足的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手段严重不足。在中国国情下，即使村庄的民主化涉及到自己巨大的利益，但是如果普通农民找不到有效手段从而组织起来抗争。则在有着“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传统的中国，普通农民经过利益评估，自然会做出对个人来说非常理性的决策——搭便车。成本让别人付出，而收益不能少了自己的一份。聪明人之间的事情总是比较难办，没有协调利益手段的聪明人之间的事情尤其难办。一般情况下，先出头抗争者所可能遭遇的损失会大大高于抗争所能带来的收益；大家都是聪明人，谁憋不住谁是傻子。当然，傻子会被聪明人带上英雄的高帽子；而聪明人也甘愿做一个傻子领导下的随大流者。整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抗争事件，都是这个版本下的翻版肥皂剧。“傻子”当英雄抗争，“聪明人”甘愿当个无足轻重的小卒子默默无为地敲边鼓。而农村民主化其实就是农村利益再分配的由头，我们姑且不从学理上推导民主的后果是谁做主。我们只谈民主化抗争成本谁承担和民主化后的收益者谁享有，两个问题。很显然，抗争者就是民主化的成本承担者。可谁是抗争者呢？对了，是农村聪明人之中的傻子。这个“傻子”有时候是憋不住的聪明人，有时候是有私人恩怨的报仇人，有时候纯碎是愣头青和书呆子。可是政治的逻辑不管这个“傻子”是谁，反正成本铁定要这些人来承担了。而收益呢？不是说民主化嘛，既然大家都是“民”，则利益当然不能少了作为“民”的每一个人。所以，通常情况下，头破血流的是抗争的“傻子”，收益的是忍者神龟的“聪明人”。在血的事实教育之下，再笨的人也会变成聪明人。因为找不到让所有人共同承担抗争成本的手段；所以多数情况下即使涉及到每个人相当大的利益，则农村民主化的动力依然严重不足。多数农民经过考量后会做出待价而沽把选票换钞票的次优选择，可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这在有些食洋不化学者的眼中就是中国农民“胆小怕事、麻木不仁”。甚至诅咒他们是天生奴才、咎由自取。食洋不化的学者们轻飘飘的话，在我看来没有一点分量。换成你们，又会怎么样呢？且不说这些所谓学者们多数在自己本单位遭到打击和侵犯，也是一棍子闷不出个臭屁来；而这种理论上无能，又喜欢居高临下耍姿态教训人的行为，着实让人恶心。最该被启蒙的就是这些所谓民主小贩和学者教授们。

　　农村民主化动力不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食洋不化学者们引进的经典民主理论无法和上层政治体制相融合。在西方经典民主理论之下，具体的政治操作是民选官员、民选代表、司法独立、媒体自由、政党开放；离开这些配套的东西，西方经典民主理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在农村基层可能会有以上操作可能吗？哇塞，那么庞大的组织显然根本没有可能在农村出现。除非是喝酒喝多了，把一个指头看成两个指头后，才会认为农村之中能够实行上面的整套政治操作。没有上面经典民主理论的整套操作，搞农村基层民主自然如瘸子走路一样，到处是问题。所以，搞基层民主化研究的学者们抱怨上级政府打压；搞体制内整体民主化研究的学者们号称要顶层设计；搞体制外民主化研究的学者们宣称要推倒重来。他们都坚信民主是方向，现实民主化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都是捣蛋鬼；他们坚信不疑地宣称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总结上面三种秉持民主理念的学者，把他们称为书呆子型、忽悠型、造反型三个类型。这三种学者都无法提供同当前政权相融的民主理论。我们这里不讨论忽悠型和造反型学者的理论，因为道不同不相谋。民主的价值再大，也没有大到值得以1912年以来经过长久内乱与巨大民族痛苦建立起来的政权相交换的程度。更何况1908年以来，清政府政权的崩溃同民主化所导致的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威动摇，有莫大的关系。当然，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在短小的篇幅之内无法讲清楚。我们这里只讨论书呆子型学者无法解决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化问题的原因。

　　农村基层民主化后村官由基层农民来选，则该村官要么听上级命令，要么听民众呼声；听上级命令，则难免违背民众的呼声；听民众的呼声难免违背上级的命令。上级的命令和民众的呼声总有不一致的时候，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两者很难时时刻刻保持一致。这样就导致村官要么违背上级命令，要么不听民众呼声的情况；或者村官干脆精神分裂辞职下台了事。问题出在哪里呢？是现实错了呢？还是理论错了呢？若是现实错了，那现实是什么呢？很显然，现实是永远不会有错的。现实总是按照最真实的逻辑来演化的，任何理论都可以出错，但现实永远不会出错。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检查理论，修正理论。而不是怀疑现实，诅咒现实。书呆子型民主化学者们不知道的是——原来西方经典民主理论也是会出错的。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民主理论是完美无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经典民主理论，都觉着异常完美，不可能有错误。要实证，有西方欧美、东方日韩的现实；要理论有霍布斯、洛克、托克维尔等等西方巨匠的煌煌著作。怎么会有错误呢？所以他们认定一定是现实错了。让人喟叹的是：他们就是不能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现实怎么会出错呢。他们就是不能给自己一秒钟的时间，抛弃所有的理论来观察现实。中国文化强调一个“悟”字，说某人悟不了的时候，常用执‘迷’不‘悟’一词来形容。书呆子型学者们就是“迷”在理论之中，无法自拔，所以找不到问题的结症。下面，我来点化之。

　　我们先来看看经典民主化理论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知道经典民主理论的核心是选举，那在农村主要选的是谁呢？当然是村官。可是，是否有一个学者思考过这个“村官”是什么性质的政治概念呢？村官是行政领域的人员呢？还是立法领域的人员呢？或者是司法领域的人员呢？学者们又会说，在农村这个政权的神经末梢处，村官三种职能都有一点。这种观点纯属扯淡，村官仅仅是行政领域的人员。当然，这里并不打算就此同可爱的学者们深入争论；而是在这里明确一下村官的行政领域之性质。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行政系统的特性。行政的任务是执行，执行的是命令、法律、规章和制度。执行需要的是不折不扣，至于结果错了，那是立法补救的事情；跟执法系统的执行力无关。行政系统其实跟军队系统是一个道理，军队里强调的是执行力，行政系统强调的也是执行力。在打仗中，士兵是不能命令军官的；士兵也是不能选举军官的。如果一个军队，士兵可以命令军官，则这个军队显然不可想象。而士兵选择军官，则除非这个军队有异常严格的军纪，否则肯定要吃败仗的。行政系统，就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执行系统。官僚就是行政系统上的一个个“关节”，村官是这个行政系统上的末梢关节。行政的“关节”不能断裂，在哪里断裂，就会在哪里产生巨大摩擦或者导致行政系统在这个地方完全失效。这个理论，是我观察现实而自创的，这在西方经典民主理论中是绝对没有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个理论解释当前农村基层民主的困局。当然，我不奢望人人能“悟”，因为很多人依然在顽固地执“迷”呢。

　　农村民主化中“由下而上”选择的村官系统，无法和“由上而下”产生的整个上级官僚系统相融和。“由上而下”同“由下而上”两个权力流转系统，无法在行政领域内实现无缝对接。这是造成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实行20多年来，无法向上推进的根源。而且，两者在哪里相遇就会在哪里发生对抗和摩擦，导致所谓的民主化被异化。即使把“自下而上”民主化的选官系统上推到镇级、县级，农村基层中出现的问题依然会再现。油和水始终是无法相融的。当然，有些悟性稍高的学者也是早就看出这个问题了，他们最终的想法是实现所有官员的完全民选。我只能说，在中国国情下这是痴心妄想。即使目前的政治体系崩溃后，也无法出现那种情况。满清政府已经给我们演练过一遍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当时的忽悠型和造反型的鼻祖——立宪派和革命派，满以为幸福的时代开始降临了。结果呢？他们都成了军阀和帮会的下酒菜。半个世纪的兵荒马乱，真是造孽啊。都说冲动是魔鬼，我说愚蠢才是魔鬼。血泪斑斑，不忍再提啊。

　　那么，如果民选官员都不可行，这个民主化还有什么搞头呢？还怎么体现民主呢？当然，按照经典民主理论，确实没什么搞头了。没有激动人心的选官大战，看客们都寡然无味，连看戏的激情都没有了。读者心里肯定在嘀咕，妈的，上当了。呵呵。先不要妄下结论呢。下面还是有看头的。

　　中国本土化民主理论认为，民主的真正意义不在选官，而在监督。“民”不应该把手伸到行政系统里去，去搞什么“选官”民主；而应该好好耕耘自己能够做主的一亩三分地——死死抓住“监督”不放手。只要“监督”两个字之中的文章做足了，官员爱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派黄三来，不合我们口味，则赶走之；派张麻子来合我们口味，则留下之。上级派来的官员，若是不合我们口味，则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我们村不是垃圾站，你们上级不能派”垃圾“过来”。可是如果是自己选择的官员，自己后来又不满意而要换人，那只能说明当时自己瞎眼了。而自己选的官员，如果再换一个还是不满意，又该怎么办呢？眼睛瞎一次可以说看走眼，可是总不能再瞎第二次吧。那么，既然自己选择的官员，都可能看走眼；换成上级派来的官员又何妨呢？反正要害不是谁派来的，而是派来干啥的。自己折腾自己的愚蠢事情，还是不要做了吧。可爱的书呆子学者们，你们“悟”了吗？

　　如果你们悟了，那么我下面将开始着手解决上面提到的农村基层民主化动力不足的问题了。

　　我们前面说到，农村基层民主化动力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农村民主化同普通农民的利益链接不够。我们知道，无利不起早；农民只是从事的行业与我们不同，智商反而可能比你我都要高。你们学者不能画个大饼就让农民去抢吧。农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你们的民主化如果不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农民朋友会想：“这个民主化关我球事呢；谁爱折腾谁折腾去。搓会儿麻将、喝点小酒也比瞎折腾这些可能会得罪人的事情强。人家村长平时对我不薄，也没有妨碍我什么利益；我瞎折腾个啥呢？万一没折腾出个名堂，给我小鞋穿该怎么办呢？”所以；在中国农村，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别谈什么民主和价值。老毛当初也是实实在在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才换的农民的拼死支持的。空口白牙搞民主化，不能给实实在在的利益，谁爱听谁听去，反正多数农民肯定是不会上当的。那么，现在的问题集中在到底怎么样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以调动他们民主化的积极性上了。

　　有资源的农村自然不在话下，普通农民民主化的内在动力满满的，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联合起来争取权利的手段而已。民主化动力不足的第一个原因自然不存在。其他原因我们后面再讲。可是对于没有资源的村庄，又该怎么解决民主化同普通农民利益链接不足、难以调动其参与民主化的积极性呢？这是一个考验学者们思路宽窄的大问题。如果你的思维受限，当然无法找到解决办法。可是，如果能将束缚思维的所有条条框框都抛开的话，就会发现还真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调动普通农民的民主化积极性。只是这个办法在思维受到束缚之人眼中，是大逆不道罢了。可是对于能够抛开一切成见，并着眼于未来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增加普通农民共同利益的方法。这也是一个真正开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化的不二法门。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呵呵。说出来怕刺痛你们的神经。但是必须说出来，因为在农村也只有这个办法，可以增进农民的公共利益，从而解决农村基层民主化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现在也迫在眉睫，因为中国土地制度到目前为止，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为继了。以前的老庄户人，已经垂垂老矣，马上就种不动地了。而年轻一代，都不想种地。这个所谓的办法，就是着眼于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农村土地再次集体化”之措施。可爱的书呆子学者们，你们能认同吗？你们能抛弃你们过往的感性经验，直面农村土地集体化时代的优缺点吗？佛陀总是教导人们要放下，放下执着，放下仇恨，放下感性经验，放下一切虚妄。因为，佛陀知道只有放下，才能容纳。你们能“了悟”佛陀的苦心吗？希望能吧。

　　这里不管你们能不能放下，所要提醒可爱学者们的是，除了这个办法；在中国国情下，再也找不到能够在资源贫乏的乡村中，凝聚起分散小农们利益与共识的办法了。一盘散沙状态下的小农，根本无法在民主制度下有效地组织起来。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小农，非常容易被内在或外在的能人、富人各个击破，从而被有效地压制起来的。同时，小农们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分的一杯羹。否则，天价的粮食，草价的稻谷现象，会层出不穷的。分散的小农，永远是被市场经济损害和抛弃的一群人。你们这些学者们能够穿越政治学而进入经济学吗？希望能吧。

　　如果，你们能够穿越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薄如蝉翼的樊篱，则就会发现原来世界很广阔。政治问题的本质，也就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好，政治问题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前些年农村三提五统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可是一个发展工业、取消农业税政策出台，则原来严重的政治问题立即烟消云散，跑得无影无踪了。你们能“了悟”个中缘由吗？希望能吧。

　　如果您认可“农村再次集体化”是个可以思考的思路，而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考的所谓“大逆不道走回头路之妄想”。则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农村集体化为什么能促进农村基层的民主化。我们知道在毛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除了有少量自留地外，其他所有土地都归人民公社所有。当时农民的收入全部来自土地产出，队上的收入大家都盯得死死的。队长和会计即使能够偷吃偷拿点东西，也是如耗子一般心虚的。因为队长和会计多占有的财物是大家共同的财产，所以有无数眼睛盯着看呢。也不瞒各位看官，鄙人老父就曾经当过小队的会计；据老父所言，即使在60年的饥荒年代，自己最多伙同队长偷吃点东西，从来不敢往家里带东西。固然这其中有恐怖的阶级斗争的原因，可是再恐怖的斗争，如果没有人会发现，也不足为俱的。可正因为到处都是睁大了的盯着他们的眼睛，所以他们都不敢往家里带东西。

　　好了，我们也能够从其中得出了足够的信息了。因为集体化后的财产属于集体所有，并且利益大到足够吸引人，所以在农村人人都会变成义务的监督员。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动力也就随之变得异常高涨起来了。如果把这种积极性往“监督民主”领域引导，那么会怎么样呢？农村还会出现现在民主化过程之中的乱象吗？民主问题还是问题吗？

　　同理，在有资源的农村中，如果法律上明确集体土地上的资源属于集体所有，而在组织上又实行集体化时，即使最强悍的农村强人、即使勾结起十里八乡社会渣滓的黑社会对于通过利益组织起来的众多农民又能奈何呢？至于百十来人的所谓拆迁队，更是会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当然，法律很重要。可是只有在争议双方都是强者的时候，法律才会变得重要。如果，争议的一方是强者，另一方是弱者，则法律又何曾能够真正保护弱者呢？强者总有众多的办法逃避法律制裁，而将法律的天枰弄斜的。可爱的学者们，你们“了悟”法律在力量面前的软弱无能吗？法律从来是强者的武器，只有强者之间才有公平。农民们只有组织起来，变成强者，才能在充满虎狼的市场经济中不被撕咬和羞辱。也只有农民们组织起来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

　　呵呵。当我们试图通过农村再次集体化而解决农民民主化动力不足问题时，我们蓦然发现，原来促使农民组织起来的无形之手竟然就是集体化本身。人们只有在共同的利益吸引之下，才能结成牢固的同盟。也只有在利益的参与之下，农村基层民主化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

　　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解决第三个民主化动力不足问题吧。我们知道第三个动力不足其实就是上级官僚体制同村官民选不相融的问题。而如果基层民主不同行政系统争行政主导权，则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众多对抗和冲突。如果，民众能够在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紧紧抓住罢免、弹劾村官的不可侵犯之权利，并熟练运用。则第三个阻力问题也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其实这个思路是可以一直往上推演的。民，紧紧争取和抓住“监督民主”的权力，而放弃华而不实的选举官员的权利，则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还是问题吗？

　　当然，农村集体化时代有众多的弊端。总结之下主要有三个1、生产积极性问题。2、公平问题。3、监督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分配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和政治的交叉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政治领域的问题。生产积极性问题，在当时取消商品经济、视利润为剥削的时代，基本是无解的。劳动者有积极性，就会出现政治问题；没有政治问题后，积极性又会消失。而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大家肯思考，有的是办法调动集体化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公平问题，在监督问题解决后，基本不会有大问题的。当然，监督问题在集体化后也不会成为问题的。鄙人这里轻飘飘地说“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化后，原来集体化时代出现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当然难以让大家信服。其实本人在这里也并不打算让多少人立即信服。因为若没有事实的检验，理论推演的再好，也是仅仅是理论推演。只有试验一下，检验一下，给这种思路一个机会；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小平同志常讲，胆子再大点，步子再快点。其实在解决农村民主化问题上，也可以对这种思路实行一下子的。你能支持这种思路吗？如果你悟性足够好，根本不用我辛苦论证什么，心有灵犀一点通！

　　吊诡吧？农村集体化有助于农村民主化，而农村集体化又是期望民主化的学者们鞭达的对象。呵呵。很有意思的事情哦。看待事物，切忌感情宣泄；否则是真看不清楚的。

　　另外，任何制度实行久了，就会生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最重大的弊端是“地块细碎化，农业机械无法发挥应有效用，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居高不下，小农经济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土地承包权”同“土地使用权”越来越分离了；农业补助是否能够用在农业上，很是个问题。鄙人在农村还有几亩薄田呢。我都没有踩过“地边”很多年了，这几亩薄田的农业补助又怎么能投入农业生产之上呢。工业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会脱离农村；但是承包经营权依然在这些人手中。这个问题现在不是大问题，等几十年后，可就真是大问题了啊。种地的人，得不到农业补助；政府的任何扶持农业的政策都会慢慢失效哦。

　　现在在华北农村，土地流转费用一般是每年一亩地400-500元。如果农村集体化后的产出足够免费供应农民们粮食、蔬菜、肉禽等食物，又能提供不少于现在土地流转的使用费；则这个集体化就是值得尝试的。有资源的农村更是应该进行集体化，集体的资源凭什么被个别人全捞了去呢？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偷窃啊。他们捞去了好处，最后一走了之；而给普通农民留下的却是千疮百孔的地貌和祸延子孙的污染。凭什么啊？

　　当然，是否集体化也应该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山区破碎地块是否适合集体化，也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30年前的人民公社制度，现在也到了该重新整理与反思的时候了。人们对一个事物，身在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其优缺点和其在历史进程之中的全貌。只有当离开这个事物有一定时间和距离的时候，才能心平气和地评价他们。现在我们拿“人民公社制度”同“联产承包制度”进行比较，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就很明显了。我们不希望全盘照搬30年前的经验，我们只希望能够在吸取30年前那个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利用其优点解决好目前所遇到的问题。若能解决好，则中国的三农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农村就会再次成为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涵养地，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再增添新的动力。同时也希望利用农村的再次集体化解决“民主制度中国化的大课题”。

　　看着中国的问题一天天烂了下去，左右互掐又不得要领。真是服了你们这些号称学者的人了。本文中的这些东西，本来是要作为鄙人还未发表的著作之中内容的。可是，实在不能忍受你们西学左右之人互搏的激情了。就算是给你们做一次免费启蒙教育吧。